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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头发,他们曾经一无所有 重访杀马特


2020/12/2 15:19:48

杀马特不是朋克或者审美的反叛者

  而是一群十几年前被困在“超级工厂”中打工

  近乎赤贫,极度缺乏安全感的

  90后青少年农民工

2017年12月,“杀马特教父”罗福兴已经剪去了杀马特长发,在广东深圳开一家属于自己的理发店,担负起养家的责任。图/视觉中国  2017年12月,“杀马特教父”罗福兴已经剪去了杀马特长发,在广东深圳开一家属于自己的理发店,担负起养家的责任。图/视觉中国

  本刊记者/仇广宇

  李一凡第一次见到那些图片是在2012年,图片里的年轻人梳着五颜六色高高隆起的爆炸头,搭配着五颜六色的衣服,脸上画着浓妆,李一凡很兴奋,认为中国有“朋克”了。但那不是朋克,那是“杀马特”。

  早在2007年前后,“杀马特”青年的照片开始在互联网上疯传,吸引了很多人的眼球。但很快,在一轮轮群嘲过后,那些造型夸张的年轻人从网上消失得无影无踪,除了偶尔冒出的“复兴杀马特”的新闻,或者在综艺节目的搞笑桥段中的模仿秀,再难寻觅他们的踪迹。

  但李一凡自从看到了那群人的照片,似乎就再忘不掉,作为一个纪录片导演,他想拍摄被自己误以为是朋克的杀马特。但直到2016年,他才认识了“杀马特教父”罗福兴。

  当那群人面对镜头毫无保留地讲出自己的真实经历,李一凡才发现,这些人有着很强的共性。他们不是朋克或者审美的反叛者,而是一群十几年前被困在“超级工厂”中打工,近乎赤贫,极度缺乏安全感的90后青少年农民工。被震撼的李一凡决定,把话语权还给杀马特,让他们在镜头前自己诉说自己的人生。这就是如今在网上备受关注的纪录片《杀马特我爱你》。

  认识杀马特

  刚开始寻找杀马特的时候,李一凡认为,他们可能是出身农村的边缘大学生或大专生,从早先网络社区中的“非主流”群体分化而来,聚集在贴吧、QQ群和网游玩家中。这些人有点审美自觉,用当时流行的方式“自黑”,去反对商业化的艺术潮流。但实际接触中他发现自己错了,他所见到的杀马特青年是另一群人,几乎都有着同样的经历:小时父母打工,早早辍学,未成年就被工头带出来到东莞、深圳、惠州、温州等地打工,流浪多年。

  从四川大凉山出来的彝族女孩安晓蕙就是典型的“初代杀马特”。1993年出生的她,12岁就被工头带到惠州,直到很久以后,她才发现工头吞掉了她的大部分工钱,自己一个月到手只有几百元,一气之下逃离了车间。那是2007年前后的一天,她逃到了溜冰场里,见到两个女孩梳着显眼的高高的发型,顿时感觉“特别酷”,主动和她们交上了朋友。她和两个女孩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发现她们是“做那种生意”的,但她太喜欢这个发型了,决定坚持到学会做这种发型才断了与她们的联系。

  安晓蕙当时并不知道罗福兴是这种超级赛亚人般发型最初的引领者。罗福兴今年25岁,10年前就管理着数量庞大的杀马特QQ群,李一凡实地采访到的67个杀马特青年中,有64个都是他通过各种渠道找来的。他口齿清晰,脑子转得飞快,聊起抽象、有深度的话题就特别兴奋。他出生在广东梅州,小时候跟随父亲在深圳上过幼儿园,后来还是回到老家跟老人们生活。他突出的思维能力就来自做乡村教师的外公的熏陶。

  11岁那年,叛逆的罗福兴辍学了,他开始到家附近的工厂打工,高兴的时候也回学校上几天学。那段时间他烫了个爆炸头,按照日本视觉系摇滚吉他手石原贵雅的发型,用发胶高高立起,又化了妆。他把自己梳着这种发型的照片传到QQ空间,“一炮而红”,网上很多人开始模仿他的造型。他又根据网上搜出来的Smart(时尚,先锋)这个词的意思,给这个发型起了个听起来有气势名字,叫“杀马特”。

  这就是杀马特风潮最初的源头之一。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国际化进程开始加速,这一大环境的改变带来了两个结果:经济上,中国人更大规模地参与国际分工,作为国际分工链条上一环的“富士康”等超级工厂变得世界闻名,大批青年农民工应运而生。而在精神上,“入世”后的文化领域更加开放,本就火热的日韩流行音乐和穿衣时尚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进一步传遍中国的城市和乡村。很多年轻人喜欢日韩视觉系打扮,爱用火星文,被统称为“非主流”。“非主流”文化按地域分成城市和乡村两种类型,2005年以后,城市非主流青年逐渐清新文艺化,乡村非主流异军突起,其中造型最扎眼的一群就分化成为杀马特青年。

  虽然造型另类,但李一凡镜头中的初代杀马特们完全不同于人们既定印象中的“坏孩子”,他们眼神清澈,话语质朴,讲述着自己如何离开家乡,如何被人欺骗,在工厂轮班干活的经历。有青年在访谈中笑着回忆打工时的情景:我站着都能睡着。这句话和“打工诗人”许立志的一句诗几乎一模一样。在导演李一凡征集来的900多部工厂视频中,画面中里头有的压抑,有的触目惊心——有人发来被机器切掉的带血手指,有人发来排着长队的求职队伍,一天到晚机械做工的流水线。

  尽管都是“超级工厂”的农民工群体,杀马特青年和深圳那群日结工资,得过且过的“三和大神”有较大的不同。“三和大神”们更加绝望,而杀马特们普遍比较敏感,这个敏感不仅仅是性格敏感害羞,而是对身体和审美敏感。“发型就是他对身体敏感的一个反应。”李一凡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种敏感性让他们先是从造型上开始反叛,逃离工厂,到工厂之外寻找更广阔的天地。

  头发是最简单、最易被旁人观察到的造型反叛,用浓厚发胶定型的冲天长发,发色越鲜艳越好——染一次也才几十块钱。杀马特爱穿拖鞋,男孩子喜欢紧身T恤,女孩子爱穿吊带,有时候手里还要拿两张零钱,不用钱包。他们最常做的事就是把这些照片发到QQ空间中展示,安晓蕙的老公也是杀马特青年,他手里就有一千多张自己的照片。至于杀马特们喜欢的歌曲,除了一些后来被批评为“低俗”的网络歌曲外“都是盗版”,罗福兴笑称,那些歌说出来太羞耻。当时很多杀马特会在软件下载伴奏,类似喊麦那样瞎唱瞎录,就算是“原创”了。

  逃离工厂之后的杀马特最喜欢的活动是溜旱冰。安晓蕙后来到了杀马特青年聚集的“圣地”东莞市石排镇投奔堂姐。堂姐看到她的发型后也迷上了杀马特,两个姑娘经常起个大早,做好发型,揣几个馒头去溜冰场,渴了就喝自来水,花3元钱就能玩一整天。冰场还有迪厅,年轻男孩女孩挤在一起蹦迪,一些男孩子会请她们滑冰,年轻人玩着玩着,有的就谈成了男女朋友。每逢节假日,很多杀马特青年也会在街上遛弯、聚会,他们将此称作“炸街”。

《杀马特我爱你》剧照。《杀马特我爱你》剧照。

  是家族,也是社会团体

  中国社科院农村社会问题研究中心秘书长李人庆曾和李一凡一起到多位杀马特青年的故乡调研。他发现,杀马特青年曾经作为留守儿童们在社会转型期中成长,可能因为是乡村社会的共同体被瓦解,那些传统中可以依从的单位——社会、学校和家庭,都没有在社会化过程中为他们提供必要的支持。他们十来岁被迫进入社会“摩擦碰撞”,完全是靠自己来硬撑下来的。

  很多杀马特在超级工厂中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身体上的劳累倒在其次,被人欺负,骗走工资是最让他们寒心的。一个叫韩亚杰的工人曾经讲述的经历:有一年他正等着领工资,打算带女朋友回家结婚,他干了几个月,本该领到七八千元钱的工资,最后工头只发了他29元,回到女朋友那里他大哭起来,现在两个人也早已分开。

  屡屡被骗但又需要社交,他们在城市中如何判断能否和一个人交往?显眼的发型成为大街上简单的共同标识。从小孤独的他们为了获得关注和同类认可,宁可让自己奇怪一点,显眼一点。

  “家族”这个词成为理解杀马特青年的关键,比如杀马特群体中最著名的“葬爱家族”,他们热爱这样的命名与形式。中国社科院农村社会问题研究中心秘书长李人庆经过多次和杀马特青年的聊天认识到,很多人哪怕剪掉了头发或者做了其他事,也还陷在这种“心理家族”的状态中。这种家人、社群一般的互相认同和互助,虽然简单粗暴但有用,最后甚至发展到可以用来搭建人才网络,帮助杀马特青年之间互相介绍找工作。用罗福兴的话说:“我们都很简单的,就问你那边有没有工作?有?那我就到你那里去。”

  工厂老板们自然不喜欢这种奇怪的发型,因为它代表着不受驯化。罗福兴为了头发自由就专门捡家乡的小工厂打工。安晓蕙玩杀马特之后也专门找相对自由的私人小厂工作,她所在的一个工厂是为宝马公司生产汽车配件,时常有外国人参观,有一次参观的外国人看到她们的头发十分震惊,竖起大拇指称赞,此后,老板居然公开允许她继续玩这个发型。她笑称,自己后来在厂里“带偏了一群人”。

《杀马特我爱你》剧照。《杀马特我爱你》剧照。

    后杀马特时代

  有媒体估计,杀马特青年最多的时候有几千万,也有传说,罗福兴最多管理着20万杀马特青年的QQ群,但迄今为止这种统计并没有实际证据,因为杀马特青年赖以维系的“纽带”,仅仅是一股流行风潮。罗福兴诚实地表示,实际上到底有多少人他并不能确定,网友人数过万后,事情就已经不在他的掌控之中,“也不是所有人都听你调配,我又没有给他们发工资,对吧?”

  但随着几次“剿灭”,杀马特文化在人们的视线中已经越来越淡,很多照片被清除,究竟他们为何会遭到攻击,也成了一件不太清晰的公案。在2011年、2012年,先是有视频博主开始恶搞、模仿杀马特的造型和行为,引发贴吧、论坛网友的不适感和骂战。到了2013、2014年,网络清理行动让杀马特们的图片被视为“低俗”,逐渐消失。而从自身原因上来看,根据罗福兴的回忆,当时可能是他们玩得“太嗨”了,跑到“李毅吧”这样的热门地盘用图片刷屏找存在感,最终惹恼了其他群体的人。

  另一方面,不同于其他的青年亚文化,仅靠夸张造型和几首盗版歌曲维持的杀马特没有其支撑核心,客观上也造成了衰落趋势。近两年,在石排镇的溜冰场也只能看到为数不多的几个梳着杀马特发型的孩子。因为遭受社会和主流文化的打压,李一凡见到的许多杀马特青年变得害羞内向,不敢接触陌生人。他估计,现在杀马特群体在全国应该只剩下几百人。

  罗福兴当年那些的杀马特朋友有些正在“奔向小资”,攒钱买车、买房,包括他自己在内。他自己做着理发师,玩抖音和快手,靠手艺和打赏一个月也能有1万多元收入,他感到这样的生活比在工厂好多了。他的杀马特小伙伴中有人混得不错,有空就会开着车找他来玩,还到他的直播间里扮演“大哥”的角色。

  安晓蕙现在和老公一起经营理发店,也不再留杀马特发型。有时候她觉得年轻时玩杀马特挺幼稚,现在不一样了,两个人有房有车,压力不小,还要为不到两岁的儿子攒钱上幼儿园。“以前觉得有钱没钱都没事,现在不一样,现在你必须有钱,为了小孩子”。社交网站上是她穿着彝族服装的照片,笑得很灿烂。

  但他们的未来依然不容乐观。李人庆认为,杀马特青年的发展受限于中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乡村教育和城市教育的差距太大,没有给他们提供足够的能力去从事高阶工作,这让他们难以面对未来社会的竞争。“城乡的人力资本差别很大,教育质量的差别很大,除了年限上的差距,也存在着教育鸿沟,数字鸿沟,地位、身份的鸿沟,社会资源系统的鸿沟……这都是他们未来发展的限制性条件。”


  纪录片《杀马特我爱你》上映后,李一凡收到的反馈出乎意料:“85后”到“00后”的城市青年群体对这部电影最有共感。或许是出于同为“打工人”的心声,也或许是出于同龄人之间的共情。而李人庆觉得,如今工厂的环境比他在二三十年前到深圳的工厂调研时应该有所改善,但是工厂工作的机械化,背后对人性的压抑完全没变。“看到的是(工人)工资涨了,福利好了一点了,但生产方式还是计件的,都是要建立在付出身心的、过度压榨基础之上的。”

  李人庆认为,杀马特就像青春痘一样,是一个社会正常、必要的部分,它构成了90后农民工历史的一部分,所谓的发展牺牲、遮蔽了部分群体的利益,而杀马特的出现就是这一存在的最好证明,社会应该让他们有说话的机会。而这也应了罗福兴的话:能表达的人,总是比不能表达的人获得的更多。

  而作为导演,李一凡发现,只要看过这部电影的人,对杀马特的想法全都有所转变,他觉得,人们正在逐渐看到并理解,甚至爱上这个曾经被视为异端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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